想起了"理想是什么"（好像是首歌吧，哈，我也记不清了）
也想起前几天看某电视节目时和妈妈聊起才知道"盲流"的真正意思！
哎，当理想离我还是很远的时候，看到这文章还是蛮有共鸣的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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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自: 阮一峰的网络日志 - FeedzShare
发布时间:2010年04月11日, 已有 4 人推荐
转载一篇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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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9年上半年，中央美院学生方力钧正在为毕业发愁。
他要在两居室和自由之间做出抉择：学校推荐的工作是北京造币厂，那是一个传统，美院的很多学生都会分到那里，工资不错，还有两居室，但必须坐班。方力钧觉得用青春去换两居室，代价太大，他更喜欢不受约束的生活。他选择了后者，做了一名"盲流艺术家"。
这一年是很多人的发愁之年，南京某空军部队吴姓老兵也在发愁，明年就要退役，是留在南京还是去上海？
回小县城做一名化肥工人那是他所不愿意的。四年前从家里偷出户口本去从军，就是为了奔向大城市。吴姓老兵是个文艺积极分子，喜欢弹琴唱歌，唱《外面的世界》，战友们听得羡慕不已时，他暗自下了决心，要去搞音乐！多年之后，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，叫：左小祖咒，真的成了一名摇滚歌手。
1990年春天，中国首届摇滚音乐节"90现代音乐会"在首都体育馆举行。"唐朝"、"呼吸"、"眼镜蛇"、"1989"、"宝贝兄弟"和 "ADO"这六支乐队粉墨登场。20岁的左小祖咒刚刚退役，拎着一把吉他，一台单卡录音机，还有被子，坐着舅舅的卡车去闯荡上海滩。
为了生存，他做起小贩。最开始是给别人转录港台流行歌，一盒四五块钱，后来专门在复旦大学兜售打口带，推销给文艺青年。
也是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叫田彬的人溜达到了北京大学附近。他是《中国美术报》的编辑，但是这份报纸早在前一年12月25日就宣布了停办，田彬和同为编辑的栗宪庭、丁方一起失去了公职，成为自由人。
在一个晴天，田彬不知怎么走到了圆明园福缘门村。有人在巷子里晒太阳，田彬发现那儿房子很多且便宜，紧邻福海，可以游泳，于是就搬了进去。不久，和他来往密切的方力钧也搬了进来。他俩共用一个院子，三间房，中间是堂屋，两人各占一边。热情好客的两人把这里租金便宜的消息四处散布，圆明园画家村的大规模聚集就这么开始了。
接下来的五年里，一拨又一拨的艺术青年开始投奔圆明园。南京的画家徐一晖，有一天在街上碰到栗宪庭。后者说你跟我去北京吧，徐一晖往塑料袋子里装了两件衣服，上衣口袋插了一把牙刷，就跟着走了。他俩路过山东，画家鹿林已经下海，搞装修，整日挎着大哥大、骑着野狼摩托车在济南街头飞驰，栗宪廷和徐一晖告诉他：北京有个画家村，鹿林二话没说，扔下工程队，扔下老婆和儿子就到了圆明园。
那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年代，为了自由，艺术青年抛家离职，或者干脆拒绝了分配。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，喊一句"圆明园，秋高气爽"都可以成为诗的年代！
1993年5月，左小祖咒终于从上海杀到了北京。最开始，租住在朝阳门内某破院里，因为那间房子隔音很差，不适合摇滚，祖咒就试着给行为艺术家张洹打了个传呼。张洹很热情，就说你骑车到什么地方，倒什么公共汽车，我在哪个口等。那是长城饭店旁边的路口，当时长城饭店后面还很荒凉，他们路过一个湖，湖里还有死猪，很臭。左小祖咒对这个地方很不满意，热心的张洹还是找到一个干净点的院子，好说歹说，把他留了下来。院子所在就是大山庄，现在的朝阳公园。日后，左小祖咒将和一群行为艺术家在此创建"东村"艺术区。
左小祖咒有备而来，他带了600张打口碟来到北京，这是他在上海活命的买卖；他还带了一个小弟，负责在北京继续售卖打口碟，维持二人生计。他将抽身出来，全身心写歌，"我来北京就是要搞音乐的，虽然成形的歌儿也没有，吉他弹得一塌糊涂，但是我的思想已经成熟了，就会相当自信！"
在这一年的三月，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成立，新生代摇滚青年有了组织，北京开始了以迷笛学校为中心的摇滚村庄聚集：东北旺、树村、霍营，这些村子的村民不知道，好多被摇滚乐迷奉为经典的歌曲，最初版本都是他们先听到的。
（作者：胡吗个，原载《华夏地理》2009年4月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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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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